贵州：以现代治理敦风化俗

“鼓楼，是我们侗族过去讲‘款’的重要场所。”指着身后的信团鼓楼，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镇肇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卫敏说。“款”，在侗语中指法律条文，现已成为侗族民间的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乡风文明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村里有事我们都会组织大家在鼓楼聚聚，坐下来一起商量，让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定。”陆卫敏介绍，村里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能在网格内有效化解，划分的7个网格已经实现“小矛盾不出格”。

肇兴村基层治理模式，是贵州乡村基层治理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贵州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全省各地基层党组织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优化治理效能，持续丰富和拓展“鼓楼议事”“板凳座谈”“院坝会商”等民主形式，引导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在贵州、广西交界处，有个“一村跨两省区”的侗族村寨——登晒。这里地处边远，行政上隶属不同的省区，导致边界治理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治理抓手单一，曾是“两不管”地区。

2011年，经贵州黎平、广西三江两县协商批准，建立了一村跨两省区的“黔桂登晒村联合党支部”，9年后，又成立黔桂登晒联合党总支，通过党建引领，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两地共治、资源联享、协作作战。

“在联合党总支的带领下，干部办事一碗水端平，群众有事共商共议。”登晒村党总支书记杨洁说，这些年来，登晒成为边界和谐发展、民族团结共进的典范。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人文风俗无论好坏，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群众喜欢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对推进社会治理和文明现代化而言，移风易俗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贵州将移风易俗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着力培育新的文明风尚。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聚焦问题，细化落实针对性政策举措，群众在人情、宴席、彩礼等方面的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逐步发生积极变化。

“以前村里办个丧事，要吹拉弹唱、大摆宴席折腾好几天，花费很大。如今推行‘33治丧机制’，3天就能办结，不仅礼制齐全，还能省差不多1万块钱呢。”近日，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大用镇凉水井村村民陈女士为母亲操办丧事后，深有感触地说。

移风易俗，破的是陈规陋习，立的是文明新风。在贵州，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坚决“宣战”。

“老马，今天又带啥新鲜故事来啦？”年逾古稀的马国友刚迈进茶馆，木桌旁的老茶客们便笑着招呼。在遵义市赤水市，像马国友这样的 “茶馆嗑子匠”志愿者有500多位，他们穿梭于赶集市场的喧闹声中、农家小院的晒谷场边，乃至田间劳作的短暂歇息间隙，成为乡亲们盼望见到的“新闻发言人”。

在贵阳市乌当区，“无高价彩礼、无奢华酒席、无低俗婚闹”的“三无婚礼”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心仪选择。此前，王岗村村民花兴川因“吃酒”负担沉重而烦闷。如今，在农村“五治”工作的成果下，他重展笑颜。去年，他响应村“两委”号召，将自家闲置农房改造为“庖汤”农家乐，接待了3000多名游客，获利10余万元。

为让移风易俗有规可依，册亨县制定《关于深化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实施方案（试行）》，秧佑村经集体商议约定，婚嫁、丧葬等送礼不相互攀比，嫁女实行“一顿认亲饭+一个感恩红包”，还将推行低彩礼、零彩礼写入“禁碑亭”村规民约；黔南州平塘县推行“村民动议、村委商议、乡镇决议”三议工作法，把“车不过十、礼不过百”等标准写入章程，创新“红黑榜+积分制”管理制度，表彰文明家庭。

在黔东南州锦屏县平秋镇魁胆村，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侗“款”议事制度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立下《魁胆十六甲禁约》，要求村民孝父母、睦乡邻、严律己、宽待人、勤劳作……这样的文明乡风深深地烙在村民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逐渐细化为如今的村规民约。

“社会治理一定程度上是人心治理，制度对人产生刚性约束，文化调适人的心灵和精神。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移风易俗应与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从构建新的文化环境的角度在更高层次上予以考虑。只有构建一个更健康、更文明、更现代的文化环境，才能树立健康的价值观，抵御低俗之风，让人民群众在良风善俗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贵州民族大学二级教授陈小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苗岭侗寨的鼓楼到乌蒙山区的农家院坝，这些创新让古老智慧焕发新生，构建起具有贵州特色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融入了“枫桥经验”，又凝聚着“共商共建”的民族智慧，更彰显着“以文化人”的传统文化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谱写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和谐乐章。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