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野外工作，石玉麟觉得，

土壤考察最基础的一层还是人。

“用眼睛看，用铲子挖，用嘴尝。”

1957年5月9日，石玉麟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提前毕业。

彼时，石玉麟还是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土壤农业化学系的一名学生，正在北京和平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生产实习。他慌忙向合作社借了一辆自行车赶回学校，系主任告诉他，李连捷教授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将于3天后出发前往新疆开展考察工作，他和其他三位同学被一同选入综考队。考虑到考察工作的具体安排，学校决定让石玉麟提前毕业，3天后随队出发。

“你去过新疆吗？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新疆，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第一次去新疆感觉就是很辽阔，美。”快70年过去了，如今，89岁的石玉麟再次提起新疆，仍是笑容满面。“我在阿勒泰看到过北极光，真漂亮啊。那应该是1959年的时候吧……”和记者的交谈中，石玉麟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初至新疆的时候。

北水南调

“新疆是个水少地多的地方，那时候大家对新疆农业生产的认知也简单，有水就能活。”石玉麟回忆，在1958年前后，中国科学院提出“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为此，新疆综考队在制定考察计划时，也开始突出为生产服务，设立了多个专项计划。1959年，石玉麟加入了额尔齐斯与乌伦古河北水南调分队，重点承担荒地资源调查工作，为开荒服务。那也是石玉麟第一次用土壤学的专业知识开展荒地资源调查。

1958年秋，石玉麟（前排左三）跟随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阿克苏考察。

水少地多，水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然而在全疆普遍少水、缺水的情况下，唯独北疆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是水多土少的地区。伊犁河水土资源优厚，额尔齐斯河流域山前为石质洪积物和剥蚀高原，土层薄，肥力低，只有西南部夏子街、和布克河三角洲才出现百万亩的细土质平原。石玉麟说，综考队在开始野外工作的第一个年头，就曾在考察北疆阿勒泰地区时提出过调水问题。

加入北水南调分队后，石玉麟与湖南大学地理系的高冠民老师被编入土壤组，主要任务是调查荒地资源，选择质量较好的可垦土地。

多年野外工作，石玉麟觉得，土壤考察最基础的一层还是人。“用眼睛看，用铲子挖，用嘴尝。表面上看可能很疏松，一铲子下去才能感受到下面的土层，然后拿一点放嘴里尝尝。土壤养分不同是可以尝出来的。你可能觉得土脏，怎么能用嘴尝呢？但我是搞土地的，去考察土地，不亲口尝一下我心里过不去。”

1959年春夏之交，考察队从准噶尔盆地西部的和什托洛盖经夏子街、苏鲁沟到乌伦古河南岸的顶山和乌伦古河以南、以西地区开始，然后从顶山渡过乌伦古河，到额尔齐斯河畔锡泊渡，考察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之间地区，最后渡过额尔齐斯河向北，在阿勒泰山区与山麓平原考察，整个考察工作历时3个月。考察重点是研究从锡泊渡东面，卡拉额尔齐斯河和额尔齐斯河汇合口以下300米处筑高坝100米，或汇合口下35公里处筑高坝60米，调水到乌伦古河的可垦土地，开发两河之间和乌伦古河两岸的土地，再建乌夏大渠到夏子街，开发100多万亩荒地，以及沿大渠道两边，开发苏鲁沟地区部分荒地。

石玉麟说，北水南调的考察工作为30多年后的引额济克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将额尔齐斯河的水经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引到天山北麓，引额济克工程的方向和线路基本上与当时考察队提出的方案相符合。不过，工程远比原来我们提出的大，输水量也多，以我们当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根本想象不到。”

探险罗布泊

北水南调考察结束后，1959年9月，石玉麟和其他4位不同专业的考察队成员组成了一个小型科考队，继续前往罗布泊地区，对当地的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开展调查。

“两位司机、一位炊事员，一大一小两辆越野车，我们一共带了4箱水，还有半车的西瓜、甜瓜和两袋馕。”就这样，石玉麟和同伴从吐鲁番盆地东南角最南端的迪卡尔绿洲出发，穿过极干旱的觉罗塔格山与库鲁克塔格山以及风蚀的雅尔丹区，到达罗布泊北岸孔雀河口。

“觉罗塔格山几乎就没有植物，我们从迪卡尔出发，开车走了4小时，才在干沟中看到一棵红柳。”石玉麟回忆，到达孔雀河口的第二天，考察队带去的4箱淡水就已经喝完。“我们早上五点多起来，吃了点自己带的干粮，就喝罗布泊的水，有一点点苦。”

简单的早餐过后，石玉麟便和同伴们划着橡皮船进入罗布泊。“湖水差不多到小腿，风平浪静。”方圆千里，渺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走兽，湖里无鱼虾。想起当时的情景，石玉麟不禁感慨：“真是一片‘死亡’世界啊。”

1959年9月，石玉麟（右二）和队友在罗布泊考察。

时间耽误不得，石玉麟和同伴划船继续前行，直到湖东北角的一个小岛附近。早在1934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探险家曾到过这个小岛。靠近小岛，大家惊奇地发现，浅水下竟然有走兽的足迹，便立刻拍下了照片。此时，一直和土壤打交道的石玉麟敏感地注意到，岛上有一大片奇异的棕色盐土，立即和同伴上岛取土样。

罗布泊天气反复无常，土样采集完毕后，一行人便决定立即划船返回。“我记得当时太阳还老高，我们就顺着一个岔口往外划，谁知那根本不是孔雀河的支流，而是一条‘死胡同’。而且太阳落得特别快，感觉整个天一下子就黑了，还刮起了大风，我们是逆风划船，大家都心里一紧。”

天气骤变，忙碌一天的考察队员们本就体力锐减，小船在湖中迷失了方向。“我们当时犯了个几乎要命的错误，忘了带信号弹。我们手里有枪，就只能朝着天空放了几枪。”不知又划了多久，大家突然看到红色、绿色的两颗信号弹划破长空，远处的岸边还点燃着篝火，一行人顿时欣喜若狂。“我们就是拼尽全力往篝火的方向划，那团火就是我们的指路灯啊。”

终于，船靠了岸。当石玉麟和同伴们找到宿营地的帐篷时，已经是凌晨4点。“我们几个人整整划了23小时的船，现在想想还是怕的。”后来，石玉麟才知道，岸上的司机和炊事员并没有清晰地听到他们朝天空放的那几枪。“当天刮的是大北风，宿营地又在北边，枪声被北风一直往南吹，根本没法传送到营地。他们也是看着天气不好，我们又去了那么久没有回来，才发了信号弹，又点了篝火。”

石玉麟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地点便是他们当年野外考察时的区域。“如果当时没有那两枚信号弹和一堆篝火引路，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经过化验，石玉麟从小岛上带回的土样中含有大量光卤石的钾盐。石玉麟觉得，这种含钾盐土的形成与罗布泊湖水成分有关。在强烈干旱条件下，含钾、镁的水溶液可以通过土壤蒸发而聚集于土壤表层。经此分析，考察队推测，在罗布泊的其他地区，特别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有钾盐聚集。再后来，经专业地质学家勘探，罗布泊盐湖中潜藏着一个超大型卤水钾盐矿。如今，罗布泊地区已开发建成了我国重要的钾盐生产基地。

“送检之前，您有没有尝一尝土样？”

“在小岛上取样的时候我就尝了。入口就是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后面才知道，那其实就是土里含钾的感觉和味道。”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钾盐土。”直到现在，提起这些往事，石玉麟仍旧难掩自豪之情。“我们在罗布泊工作了两天，第三天的时候离开罗布泊继续向东考察，我记得当时已经是九月底，我们在荒郊野外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收音机，听到了国庆10周年的新闻节目，大家都很激动，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这一次考察，印证了1959年的罗布泊尚未完全干涸；发现了钾盐土，预测了钾盐的存在；还发现了残积物上的氯化物聚集。当然，石玉麟也有遗憾：“我没有在风蚀的雅丹地貌顶部挖土壤剖面，没有认识到罗布泊地区的地带性土壤是龟裂土。这是后来我二次去新疆综考时才认识到的，晚了快30年啊。”

根据此番新疆综合考察队的考察结果进行评估：新疆平原地区土地资源极为丰富，除现有耕地外，全部可垦地总面积还有约3亿亩，其中好地和中等地约1.6亿亩。根据土地利用率折算以后，可以落实的可垦地总面积约为1.5亿亩，其中好地和中等地约1.0亿亩，约等于当时已有耕地的2倍。这些宜农土地在地区分布上并不均衡：南疆约占51%，北疆占40%，东疆仅有9%左右。在土地质量上，北疆远胜于南疆和东疆，全疆的好地约有90%以上都集中在北疆，尤以伊犁地区质量最佳，其次为塔城、中部天山北麓和阿勒泰两河流域，南疆和东疆土地质量较差。

“新疆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从水土平衡的角度来考虑。未垦地资源中有一些土地在短期内缺乏甚至没有水源，但从土地资源的角度特别是远景利用的角度来说，却应该全部统计在内。随着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资源一定会得到合理利用。”

献计三地州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开发新疆和整个大西北，使之成为21世纪我国一个最重要基地的战略部署，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展了以“新疆资源开发与生产布局”为中心的综合考察研究。参加考察的有农、林、牧、渔、水、土、能源、环境、经济等专业的50余个单位约250人，石玉麟担任考察队队长。时隔20余年，石玉麟从初出校园的“小学徒”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大家长”。

1985年，石玉麟在新疆伊犁天山上考察。

1986年开始，石玉麟带队赴喀什、和田、克孜勒苏三地州开展综合考察。三地州是传统的农业区，光热条件好，水土资源丰富，经过多年发展，棉花、水果、蚕桑、皮毛的生产都有一定基础。但长期以来，三地州都是以绿洲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除了棉花具有区际商品性质以外，其他生产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类型。

三地州棉区是我国地势最高的棉区。气候干燥，病虫害种类少，十分有利于棉花的生长。虽然存在夏季高温不足、霜期不稳定、土壤肥力较低、盐碱较重、风沙浮尘多等不利因素，但石玉麟认为，随着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些不利条件都将被逐步克服。

为此，石玉麟带领相应的专题组提出了“20世纪内初步建成优质陆地棉和海岛棉（长绒棉）商品生产基地”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要致力于把喀什建成南疆棉花纺织中心，并初步形成棉花生产—棉纺织—民族服装—内销出口原棉及纺织品的产供销、农工商“一条龙”体系。

“当时，棉花是基础最好的，也是最有前途的领头产业。新疆的棉花是真的好。”说起棉花，石玉麟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去三地州考察之后，1987年，我们到库车，有一次和当地开会，有个主管农业的领导问我，当时库车应该发展果树还是棉花？我立即回答：先发展棉花，因为眼下棉花市场好，当年就能有收入，下一步再发展果树。”

第二年冬天，库车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出差，专程赶到石玉麟家向他表示感谢。“他们说采纳了我的建议，当地发展棉花效果显著。科学的建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当时特别欣慰，而且当地对我这么信任，我真高兴。”

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考察队结合三地州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当地建立棉花、瓜果、桑蚕、畜产品商品基地的“一条龙”生产体系的建议。

石玉麟的专业是土壤，对三地州的盐碱地他格外关注。“盐碱土的味道最明显就是咸，氯化钠的味道。”

三地州盐碱土分布广泛，盐渍化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四成以上，以喀什地区为例，彼时，受土壤盐渍化影响，每年粮食损失就达到约10亿斤，棉花损失在10万担左右。石玉麟和考察队员一致认为，土壤盐渍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人为因素方面，一是渠道渗漏、大水浸灌、上排下灌和平原水库等造成灌区水盐平衡失调；二是植被破坏，对土地只用不养，肥力下降，使绿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遭到破坏，加速了盐渍化的发展。针对这些原因，考察队提出，必须以水利技术措施来调节灌区水盐平衡，同时通过生物技术措施来改善和恢复绿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具体措施包括渠道防渗，淘汰部分小水库，植树造林、生物排水，草田轮作、用养结合等。

反对无序开荒

“我这一辈子的考察，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新疆，整个新疆我都跑遍了。”在福建出生，在北京成家立业，石玉麟把新疆视作自己的第三故乡。“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新疆还有非常大的开发潜力，但要科学，开发不是简单地开荒。”

石玉麟回忆，在21世纪初，新疆就曾掀起过一股无序开荒的苗头。“初衷其实是好的，想要开荒种粮，支援国家。但如果盲目大面积开荒，一定会带来生态灾难。”彼时，新疆提出“建设国家重要的粮食战略接替区的规划与目标”，计划扩大耕地3000万亩。

石玉麟再次受命前往新疆，考察大面积开荒种粮的可行性、农业水土开发等一系列问题。“我最开始听到3000万亩这个数字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这个规模，水资源不可能平衡的。”考察中，石玉麟发现，所谓的荒地实际都是草场，当地人民对扩大开荒非常反感，特别是一些技术干部，更是明确反对。

经过调查，考察组指出，在干旱区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耗水量各占50%为宜。新疆2000年经济用水量已达469亿方，经济用水耗水量约323亿方，约占水资源总量的38%，占水资源可利用量的67%。如果水资源总量中不包括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出境水量218亿方，经济用水量已占水资源总量的52.4%，超过了50%的限度。特别是在吐哈盆地、天山北麓诸河和塔里木河流域，经济耗水量占水资源总量比例依次为66%、56%、57%，占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例依次高达92%、89%和92%。纵观全疆，只有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有较为丰富的水资源，两河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20%，80%的水量流出国境。但两河在该流域内都存在着水多地少、土层薄、宜耕地少的问题。新疆不具备大面积开荒的水资源条件。如果耕地灌溉面积持续无序增长，必将占用有限的水资源，挤占生态环境的最低需水量，引发生态危机。为此，考察组提出，新疆农业发展的前景应当立足于内涵挖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与单方水资源的效益。

考察结束后，石玉麟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资源所所长王浩共同撰写了一份《对于新疆大面积开荒的意见》报告，在2005年由钱正英院士写信上报国务院。随后，在征求过钱正英、石玉麟和王浩三位院士同意后，报告被转批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领导。“反对乱开荒的报告是实名转过去的，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以后说不定不能再去新疆了。”

玩笑终究是玩笑。除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综合考察队的5年集中考察外，石玉麟说，从1984年到2017年间，他几乎每年至少要去新疆考察一次，新疆也见证了他在学术上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人老了，最近这几年没去过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的，他们可以干得更好。”

“我从新疆出发，后来到了内蒙古，又到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就这样沿着祖国的北疆跑了一遍……这条线我是不是刚才跟你说过一次了？他们总说我老把这个挂在嘴边，人老了，你别介意啊。”在石玉麟近60年的科研考察中，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综合考察就像是一所大学，我干了一辈子，也学了一辈子。”如今，对于当年考察中的诸多细节，石玉麟的记忆已经不甚清晰，但他说，他始终记得那来自土地的最原本的味道。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金楠

名家简介：

石玉麟，1936年出生于福建。中国工程院院士、土地资源学家，长期从事土地资源与区域资源综合开发研究。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土地资源理论，提出土地资源分类系统与统计体系，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国宜农荒地资源、1∶100万土地资源图、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量等重大研究工程，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世纪50年代开始，石玉麟多次赴新疆进行综合考察，为区域开发奠定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