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的传统稻作，自古以来一直是当地粮食安全保障的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农耕典范。然而，随着全球性环境变化加剧，传统稻作被贴上了温室气体“高排放”和水体氮磷养分“高污染”的标签，甚至被视为气候变暖、水体富营养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罪魁祸首。这些似是而非的评价亟须科学辨析和正本清源。

传统稻作是基于自然的可持续土地利用体系。在全球40%土地退化的背景下，我国水田却以占全国1/4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全国70%的口粮和50%菜籽油。同时，传统稻作实现了土壤有机质等地力指标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水田地力的常新壮。历史上“苏湖熟”和“湖广熟”都是指稻作对“天下足”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山地稻作梯田或冲田，还是水网区圩田或垸田，都是先民道法自然而构建的气候友好型湿地利用系统。先民因地制宜地开展稻油和稻麦等复种、稻鱼和稻鸭等生态种养以及农文旅融合，不仅在难以种植小麦和玉米等旱作物的农田及季节，创新地种出我国60%人口的主食，而且养殖出鱼鸭等高蛋白食物。传统稻作因势利导，不仅稳粮增收保民生，而且旱能灌、涝能排，具有非常强的生态环境韧性。传统稻作是劳动密集型农耕模式，不仅在栽插和收获等农忙季节需要左邻右舍间分工合作，而且经常性灌水排水等田间管理以及区域灌排设施维护也需要社区集体协商。传统稻作不仅生产了当地乡土习俗和节庆所需的特色农产品，而且是地方农耕文化的物质载体，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发展韧性。

传统稻作是环境友好的降碳减污体系。大量科学事实证明，导致全球变暖和极端性天气频发等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GHG），其中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两大温室气体。我国以及东南亚水田围垦于低洼地、沼泽地和滩地等自然湿地，CH4的自然背景排放高，传统稻作被误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推手。但是，日益丰富的科学数据证明，水田CH4和N2O排放比周边湿地的相应排放分别低10%和40%以上，可见水稻种植并未增加GHG排放。由欧美专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统计核算水田CH4排放时，简单地将水田排放全部归咎为水稻生产的人为排放，没有参照N2O排放核算进行背景扣除。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水田的自然背景排放难以核算；主观上，水稻非欧美等国家的主要作物，他们对水田的历史渊源和水稻生产不甚了解。国际上在湿地修复和退耕还湿的行动方案中都建议将全年平均地下水位控制在10cm左右，以达到最佳的减排固碳效应。该地下水位就是传统稻作下水田的地下水位，说明传统稻作确实是一个利于GHG减排的农耕体系。另外，在土壤固碳方面，我国水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有机碳储量分别是邻近旱地的1.5倍左右，碳汇功能类似于自然湿地系统。而且，传统稻作系统具有非常强的水体养分截获能力，利于消纳农村的畜禽粪污和生活废水。可见，目前国内外对我国传统稻作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存在严重不公，急需从统计核算的国际标准上予以纠正。

传统稻作是自然向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传统稻作系统不仅保留了珍稀的地方水稻种质资源，而且还通过复合种养保护了具有乡土特色的畜禽和田鱼等动物种质。在国家作物种质库保存的地方品种中，有60%以上收集于我国传统稻作区。一些受重点保护的留鸟比如朱鹮等主要以山区水田为觅食地，许多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候鸟比如天鹅和中华秋沙鸭等也以天然湿地周边的水田为越冬场所和觅食地，可见传统稻作利于农业和野生生物保护。此外，传统稻作因地制宜构建了丰富多样的水田生态景观，并与当地饮食、节庆和祭祀等风俗文化融为一体，传承并弘扬了当地优秀农耕文化。传统稻作基于地方品种而保护了农作物基因的多样性，基于生态种养保护了农业及野生物种的多样性，更通过综合景观适应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传统稻作还通过减少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品施用，促进了农田及其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生物友好的农耕体系。

传统稻作正面临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高产高效高质化等新挑战，亟须与现代科技及文明融合，实现可持续转型升级。传统稻作要积极引进和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等新质生产力，以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及综合效益；要加强新农人、新产业、新主体等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扶持，挖掘传统稻作的品牌提升、文旅融合、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实现其多元价值。传统稻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可持续发展的农耕智慧结晶。它不仅稳粮增收保民生，而且降碳减污保生态，蕴含着应对现代生态环境挑战的农耕智慧。

作者：张卫建（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家绿肥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谭淑豪（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