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未老，鬓已斑。猛一回首，看到1984年8月那个少年意气的我，21岁，刚刚大学毕业，从南国故乡的丘陵山脉，奔向祖国北方的旷野平原，像一粒尘埃融入首都北京的林立高楼、万家灯火，在当时还叫《中国农民报》的报社万寿路办公区和集体宿舍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20世纪80年代，社会开明而人们普遍富有理想朝气。那时，单位里称社长、总编辑、部门主任，只是在姓氏前面加个“老”，表示尊称，比如老李、老张、老朱、老安、老柯、老莫、老黄、老杨。对年轻的部主任，则直呼其名，比如振伟、李栩等，感到亲切。

老社长李千峰，延安时期的资深记者，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报道，做过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来《农民日报》之前是副部级。他为人儒雅、谦和、厚道，开会说话慢条斯理，谈工作、谈人生，像喃喃自语，像和朋友谈心，虽然记不清他具体讲过什么，但那语调和说话的神态，甚至他走路时略微前倾弯曲的腰身以及从容不迫的步履，都有一种特别的气场和魅力，那是经历过大世面者才有的印记，是经历激流奔涌后的静水深流。

老总编张广友来自新华通讯社，是一位记者型的领导，为人率性、交游甚广、思想敏锐，报纸头版经常推出他撰写的很有深度的推动农村改革、呼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编辑部文章。比如《决策的城市化倾向》一文，是我见过较早揭示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肯定农民群体为国家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呼唤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文章，可谓振聋发聩，实为后来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之先声。他们的这些特点带到了新闻工作中，就增强了报纸的思想锐气。

我还特别难忘官伟勋、安子贞、黄实、杨列慎等前辈报人。官伟勋当时任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在我刚入职报社时，即让我们年轻人有机会接触阅读胡耀邦、万里、田纪云、杜润生等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充满激情、良知、思想光芒和逻辑力量的内部讲话记录稿。领导人对农民的真挚情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清醒把握、对农村改革高屋建瓴的精辟阐述，像磁铁般吸引我，让我心潮澎湃，使我很快从一名中文系毕业的文学青年，转变为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三农”新闻宣传工作者。

杨列慎老师在我心目中亦师亦友。我与他共事时间最长，从总编室，到评论部，再到周末版编辑室，他是领导，我是兵。但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只是给我创造更好的环境、平台让我尽情发挥业务所长，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杨老师经过大风浪，阅人无数，学识渊博，从他那里，我收获了审视社会人生沧桑浮沉的超然视角和感悟。

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作文与做人。那时老作家孙犁还健在，时常发表散文新作，每一篇都能引发我们的谈兴。像咀嚼一枚橄榄，读后便一起赏析寻味其好在哪里。有一次，杨老师拿到报纸先读过了，又递给我看，待我读完，才问我，文中哪段话给我印象最深？杨老师认为，一篇好散文必有“文眼”，他这是让我找文中最能揭示主旨、升华意境、涵盖内容的关键性词句。然而他并不是考我，而仅仅意在享受这种半游戏状态中两人灵犀相通的会心一乐。孙犁人品文品皆一流，大抵我们为文做人也要瞄着这样的高标准，这就是“取法乎上”。

报社可亲、可爱、可敬的同事很多，限于篇幅，挂一漏万，信笔至此，无非想彰明一个事实：我们农民日报社自有其高贵不俗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传统。愿一代代农报人薪火传承，恢宏之，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