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一批老新闻工作者开始谋划筹办一张为农民办的报纸。至1979年底的12月5日，当时的国家农委作出决定正式筹办《中国农民报》，报纸的创建工作走上了正轨。

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大幕首先在农村拉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安徽省肥西县山南村实行包干到户；小岗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人民日报》发表读者张浩的来信引发对包产到户的争论；1979年1月召开“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1979年9月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界到农民，一切都在观望和争议中试探摸索。

农村文化生活一潭死水的状况也开始变化，广大农民群众和干部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及时了解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渴求获得各种信息和知识，以帮助他们搞好生产和工作，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希望有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能把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给中央。

新闻界也不断在推陈出新──《工人日报》复刊，《财贸战线》准备创刊……

而在农业、农村宣传方面，除了几张地方性小报外，全国发行的农民报依然是空白。

1979年初，几位长期从事党的新闻事业的老干部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相约：为八亿农民办一张“一个鸡蛋就能换”的报纸。他们是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冯诗云，来自煤炭部的苗培时、曦影，来自《工人日报》的章容、陈伯林，长期从事文化、新闻事业的江牧岳等。尽管他们身份各异，却有着相近的职业背景及共同的事业追求，即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都参与或从事过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人日报》等我党重要新闻机构的创办和工作。正如冯诗云同志所说：“战争期间在山沟里吃过农民的小米，进城后同农民的关系疏远了。现在通过办报再为农民办点事，也算是一种报答。”他们还以安岗同志经历的一段历史激励自己：1949年进城时，毛主席亲自跟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说：“你们要办一份能让我看的报。”安岗问毛主席：“第一版的头条放什么?按我们的惯例，农民积肥应放第一条，但城市居民愿意看吗?”毛主席说：“既是共产党的报纸，农民积肥就应该放在头条。”

其时，这些老干部大多刚恢复工作，虽然事务繁忙，但“办农民报”却成为他们心中的头等大事。没有名头，就先以“新农民社”的名义准备出版一份面向全国农村的综合性刊物；没有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半壁街19号的苗培时家就成了“联络站”，工作人员刘家琴等人为完成工作任务，经常要在西直门苗培时家和地处复兴门外工会大楼的冯诗云家来回奔波。

早在全国解放以前，冯诗云、章容、苗培时等同志就在晋冀鲁豫边区为农民办过《新大众报》。这份报纸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得当时根据地区村干部、中小学教员和广大农民的喜爱。同时，考虑到农村的经济文化状况、邮局投递和实际宣传效果，他们最初想把《中国农民报》也办成像《新大众报》那样内容实际、形式通俗、不是天天出版的综合性报纸。还有一些同志长期从事文艺、文学创作，因此主张“以文艺宣传农村”，出版16开16版的“不是报纸的刊物，不是刊物的报纸”。对此，编辑部内外议论纷纷。面向八亿农民的报纸，怎么能是“四开小报”呢？湖南有位读者来信说：“农民报以小报形式发行，实在有辱于农民。堂堂正正的农民报不能像工地的临时战报一样……”

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开办思路之后，筹办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1979年5月3日，苗培时、冯诗云等将关于筹办《新农民报》的请示报告呈递国家农业委员会；6月8日，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林业部副部长张磐石等召集《新农民报》筹备人员讨论创办事宜；7月28日，国家农委就创办《新农民报》事宜致函中宣部并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随后，国家农委拨款3万元作为开办经费。9月9日，国家农委向国务院呈交“关于办《新农民报》问题的请示报告”；11月10日，《新农民社》财务印章启用，相关工作正式运行。

（内容为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