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报》创刊后，尽管读者反映内容不错，但因受到版面限制，对日新月异的改革形势难以应对。比如，为满足读者要求，1980年6月，特别出版了《增刊》275000册。1980年9月，为适应乡镇企业大规模发展的新局面，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报道力度，报社把《乡镇企业》专刊改为《中国社队企业报》，独立出版。在此情形下，编辑部内外要求改成对开版的呼声相当强烈。报社领导小组经过研究，给国家农委写了报告，要求从1981年下半年将《中国农民报》改为对开四版，每周三期。

1981年1月，杜润生同志指示：“（一）可以改为对开式。是否每周三期，还须考虑。（二）以农民为对象，原则上，可以如此说，具体地讲，还是通过干部与在乡青年。（三）可以按所提建议筹划。（四）第一季度应写出个简要而成熟的文件提交农委会议讨论一次。”张平化同志指示：“拟可同意，请润生同志考虑后，提交农委党组讨论。在讨论之前，请政策研究室收集各方面对《中国农民报》的评论和意见写成材料供党组参考。《中国农民报》也请提供总结性的资料供党组研究。”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报社努力下，1981年7月1日改4开8版为对开4版周2刊，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说“改版后的《中国农民报》，将仍然是为八亿农民办的政治时事性报纸”。

报社同时开展了每月一次的编辑部好作品评优活动。

改版后的报纸怎么办？报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应该在继续坚持原来的办报方针前提下，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路子来。

改版后的报纸，注意加强了言论，同时把政策问答当作一个重要内容。据1981年7月到1982年9月128期报纸统计，在一版发表的评论就有123篇（包括社论7篇、评论员文章96篇、短评20篇）。评论内容涉及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抓好多种经营、科技兴农、农村治安、干部作风、计划生育等等。言论主要是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写的，因此比较扎实，篇幅也比较短，一般是一文一事，就实论虚。这些评论，大多曾被中央人民电台广播、新华社摘发或被《人民日报》转载。

报社重视群众工作，读者来信来稿也逐年增多。到1981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收到的来稿来信达700多件。为了保证在报纸上有一定版面发表读者来信，报纸设了《读者来信》专版，每周一期，内辟“表扬”“批评”“双镜头”“好坏对比”“刹歪风”“问题征答”“答读者问”“读者论坛”“呼声”“合理化建议”“服务台”“受到批评以后”“政策问答”“信访往来”“看信随笔”“来信综述”等专栏，还有一个批评性照片栏目“看看想想”，有时也刊登读者寄来的漫画。专版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受到群众的信赖，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比如，1982年1月14日发表的《建议过春节做到“十要十不要”》，综合了近200封读者来信的意见。

对读者来信、来稿中涉及的问题，暂时不宜公开报道而又牵涉某地某单位的，便直接转有关部门或监察机关处理，或编发《农村情况》（内部参考）《群众来信摘编》，分送中央党政领导机关及各省市领导参考。这些内部参考材料，深受中央和国务院部委以及省、市有关领导的重视，起到了下情上传的作用。

改版后报纸影响进一步扩大。1981年全国报纸好新闻评比，周二刊的《中国农民报》获奖稿件同《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等日报数量一样多。

1982年12月2日，报社为筹备1983年的报纸由周2刊改为周3刊,邀请《四川农民报》、吉林省《红色社员报》、山东省《农村大众》《山西农民报》《黑龙江日报﹒农村版》和《陕西农民报》等6家农民报的同志，在北京召开了为期6天的业务经验交流座谈会。会议内容,一是介绍各报办报的经验和新闻改革的体会，二是对《中国农民报》改版提意见。

1983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报改为周3刊，每周二、四、日出版，对开四版，每期定价0.04元，月价0.52元，年价6.24元。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挥好《中国农民报》的作用。1982年—1984年连续三年主题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由《中国农民报》首发，然后通过新华社转发通稿。1983年1月20日，万里同志就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研究》1983年第一期《山林承包管理到户后由疏变密》《承包责任制使荒废的果园复苏》批示：“润生同志：此两件都可在农民报和林业部刊物上登载，看来林业的大锅饭应出办法解决。”杜润生同志28日批示：请农民报办理。1984年1月9日，报社就公开刊发万里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呈请胡耀邦同志批示。胡耀邦同志当日批复：请乔石同志商万里同志定。10日，乔石同志批复：报请万里同志核定。13日，吴象同志批复：经与润生同志商议并报万里同志定，由农民报刊发后，新华社再发摘要（一个版为限），供各报刊用；报告17日见报。

万里还就《农民日报》要为农民说话问题多次作了口头指示。为贯彻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中国农民报不仅用问答、信箱、对话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还千方百计发现问题保护农民利益，为农民说话。为配合党和政府某一重大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争取第一时间请主管部门负责人如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答记者问。对群众来信要求解答的疑难问题，报纸在“政策问答”“读者信箱”等专栏予以回复。

1981年—1984年，报社各项事业也进入大发展时期，组织机构得到了建立和完善，采编队伍迅速壮大，报道亮点纷呈，基本建设全面展开，报纸发行量年年大幅增长，确立了中央级党报地位，名列首都八大报纸行列。

从1981年到1984年，报纸发行量连续保持在60多万份，面对庞大的读者群和报道量，周3刊日显窘迫。报社决定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改出日报。为此，报社于1984年10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提交了专题报告。

（内容为农民日报社报史编辑部提供）